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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分期付款買賣合同有哪些規定?

22-02-09 09:57 來源:法信 編輯:靳佩佩

  不少人會選擇在長假期間購置大宗商品,如果買賣合同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有哪些注意事項呢?請看法信今日的推送。

  《民法典》條文

  第六百三十四條 分期付款的買受人未支付到期價款的數額達到全部價款的五分之一,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支付到期價款的,出賣人可以請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賣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買受人請求支付該標的物的使用費。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于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規定。

  法條變遷指引

  本條在《合同法》第167條基礎上修改而來,修改內容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表述上一是將《合同法》第167條中買受人未支付到期價款的“金額”統一修改為“數額”,使表述更為準確;二是將出賣人在買受人未支付到期價款后可行使的選擇權及合同解除后向買受人主張標的物使用費的權利,從“要求”變為“請求”,更加貼合“請求權”的“請求”本質。

  增加規定出賣人須向買受人履行催告程序。即要求出賣人行使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或解除合同的選擇權之前,必須先行催告,并給買受人以支付到期價款的合理期限。催告程序的設置,構成該條文的重大變化。

  適用新解

  本條系對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規定。分期付款系信用經濟的產物。所謂分期付款買賣,指的是買受人將其應付的總價款按照一定期限分批向出賣人支付的買賣形式。

  (參見崔建遠主編:《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頁。分期付款買賣是伴隨著商品品種的日益豐富及商業信用的極大擴張,企業等經營者出于盡快回籠資金、占領市場、積累客戶資源等考慮)

  (參見王闖關于《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的解讀文章,詳見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應運而生并在實踐中愈加普遍,該種買賣形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消費者需求旺盛與實際購買力不足之間的矛盾,我國經濟尚處于擴大內需的重要階段,分期付款買賣無疑對推動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買賣合同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68~569頁。)

  1.關于“分期付款買賣”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0日公布的《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8條第1款確立了界定“分期付款”的標準,即“買受人將應支付的總價款在一定期間內至少分三次向出賣人支付。”前述司法解釋的起草者認為,只有在出賣人交付貨物后,買受人至少再分兩次以上向出賣人支付價款的,方可認定其為分期付款買賣。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買賣合同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68~569頁。)

  原因在于,分期付款買賣的本質在于“標的先行交付”:買受人向出賣人融資,而出賣人向買受人授信,故只有在買受人未曾向出賣人支付過價款或者尚未支付完畢全部價款、而出賣人已向買受人交付標的物時,出賣人才有未支付價款落空的風險。這也是立法者認識到買賣雙方交易的特殊結構并出于平衡雙方利益的考慮而賦予出賣人解除合同或使買受人喪失期限利益(使未支付價款加速到期)的選擇權之原因。

  2.催告程序的引入

  正是基于商品讓渡與價款實現在時間上的分離,在標的物先行交付的情況下,如何保障出賣人剩余價款的實現是擺在立法者面前的一大難題。為此,《合同法》第167條及《民法典》第634條均在第1款后半段規定了符合特定情形時出賣人享有選擇權。而出賣人可行使選擇權的限制性條件,《民法典》前主要體現為“買受人未支付到期價款的數額達到全部價款的五分之一”,《民法典》后,除了前述五分之一的比例限制外,還要求出賣人履行催告程序,并給予買受人以一定的寬限期。我們認為,立法者之所以在167條的基礎上增設催告程序,是因為167條的表述與《合同法》第94條關于法定解除權的規定不相一致,自《合同法》出臺后,兩個條文之間的關系及法律適用問題也引發了爭議與討論。

  《民法典》引入催告程序,原因如下:

  第一,實踐中,買受人往往基于交易經驗的缺乏及對自身利益關注的不足,導致其因一時疏忽而未能按時付款,增加催告程序將有助于敦促買受人及時履行到期價款的支付義務,避免因其疏忽而對自身利益造成嚴重不利,

  (參見李建星:《法定加速到期的教義學構造》,《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也與國際通行的賦予出賣人合同補救權時代潮流相吻合。)

  第二,增加催告程序的體系考量在于使本條第1款與《民法典》第563條第1款第3項“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規定

  《民法典》第563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屆滿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

  (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

  (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達成一致。自《合同法》第167條對分期付款買賣合同作出規定后,學者對該條與原《合同法》第94條的適用關系一直爭論不休,有“94條特別法論”“94條具體化論”“目的限縮論”

  對各學說觀點的介紹,具體可參見周江洪:《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解除及其限制——“湯長龍訴周士海股權轉讓糾紛案”評釋》,載《交大法學》2017年第4期。等諸多學說。不乏學者認為,單從該款的表述來看,鑒于立法者并未要求出賣人在行使選擇權前須先履行催告程序,故該款可視為授權出賣人在買受人尚未構成根本違約時即可行使解除權或致使買受人喪失期限利益?!睹穹ǖ洹返?34條增加了催告程序并給予買受人在出賣人催告后履行支付到期價款的寬限期,使其與第563條第1款第3項規定保持一致,從而消弭了學者關于分期付款買賣合同出賣人解除權及合同法總則規定的解除權之間的關系及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等分歧。

  第三,考慮到要求出賣人先行“催告”并不會給出賣人造成實質性不利,故能于一定程度上避免出賣人濫用權利,導致合同動輒解除或使買受人付款義務“加速到期”,也不符合《合同法》一貫堅持的尊重意思自治原則及鼓勵交易原則。

  第四,價值判斷上,《合同法》關于分期付款買賣的規定,以消費者作為預設的買受人,缺乏催告程序,對于消費者買受人更為不利。盡管理論上對原167條第1款的規范意旨存有分歧,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觀點很明確,其認為:本條款的規范目的在于保護買受人,避免買受人一有遲延即喪失期限利益的情況發生。

  (參見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277頁。立法者之所以作出“五分之一”的比例限制,目的即在于防止出賣人濫用解除權。)

  最高人民法院在《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8條第2款規定:“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約定違反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損害買受人利益,買受人主張該約定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進一步明確了立法者的這種權利保護的傾向性,該條第2款的規范內容表明,若出賣人與買受人之間關于分期付款的約定低于法定“五分之一”的限制,使通常情況下處于劣勢地位的買受人之地位更為不利,則該約定無效。當然,在司法實踐中,若當事人約定了高于“五分之一”的出賣人行使解除權的標準(即約定更為嚴格的出賣人行使解除權的限制條件),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更高,從目的解釋的角度看,此種更有利于買受人的約定符合立法者旨在保護買受人利益的立法初衷,這種約定應被認定為有效。故王利明教授認為,從這一意義上說,該規定性質上屬于介于強制性規定和任意性規范之間的規范。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152頁)

  我國大陸學者在對既有規范展開討論的同時,也把目光轉向了我國臺灣地區及域外其他國家、地區關于分期付款買賣的法律規定?!兜聡制诟犊钯I賣法》第4條第2款及《瑞士債務法》第226(H)條的規定:“買方不支付兩期付款且未付款之和至少達到總價款的十分之一,或者不支付一期付款已達總價款的四分之一,或者不履行最后一期付款的,賣方有明確權利保留的,可以請求付清買價,或者解除合同。”第2款規定:“賣方在請求付清價款或者宣布解除合同之前,應當給予買方不少于14天的履行寬限期。”《日本割賦販賣法》第5條第1款規定:“分期付款銷售業者利用分期付款銷售的方法銷售指定商品的合同,在買受人不履行支付分期價款義務的場合,分期付款銷售業者如果沒有規定20天以上的相當期限,以書面催促買受人支付價款,則當買受人未在該期限內支付價款時,不得以遲延履行分期付款為理由,請求支付未到期的其他分期付款金。”同條第2款規定:“違反前項規定的特約無效。”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389條規定: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五分之一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

  3.出賣人選擇權的行使有無先后順序的問題。

  對于出賣人選擇權的行使,雖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報案例“湯長龍訴周士海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依據誠信原則間接表達了即便出賣人依據分期付款的法律規定解除案涉股權轉讓合同,也應當首先選擇要求支付全部價款,亦即在期限利益喪失條款與解除合同權利的行使之間有先后順序,但其并未論證確立此種先后順序的合理理由,這也是該公報案例公布后飽受詬病的理由之一。加之從《民法典》第634條和《合同法》第167條規范的具體內容來看,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也無法解釋出立法者對出賣人行使解除權規定了先后順序,故我們認為,在符合特定條件時,出賣人的選擇權并不存在行使的先后順序,出賣人可根據買受人的實際履約能力并綜合合同履行的其他情況,在催告并給以合理寬限期后,請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到期價款,或直接請求解除與買受人的合同。

  4.出賣人行使其中一種救濟手段如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后,能否再變更為要求與買受人解除合同的問題。

  鑒于出賣人的選擇權系單純形成權,在其行使形成權的意思表示到達買受人時,即產生形成效力,形成權一經行使,不能撤銷。

  隋彭生:《合同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頁。不存在出賣人變更選擇的可能。但如果出賣人選擇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在合理期間后買受人仍未支付,此時若買受人的情形符合根本違約,則出賣人仍可根據《民法典》第563條的規定行使法定解除權,與買受人解除買賣合同。

  5.本條第2款是關于出賣人解除合同后向買受人主張標的物占有、使用期間的使用費之規定。

  關于使用費,實踐中的爭議往往不大,故本條可參考《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9條規定。法院在計算標的物的使用費時,應遵循“有約定按照約定、無約定則根據當地同類標的物的租金標準”來確定的規則。那么,如果出賣人在這一環節同時主張“使用費”和“折舊費”呢?對此,有學者認為,由于“使用費”是對使用標的物的損耗的補償,而折舊費是基于使用或者時間經過而引起的價值的減少,故若當事人一并主張,法院不可重復計算。

  (郝麗燕:《〈合同法〉第167條(分期付款買賣)評注》,載《法學家》2019年第5期。)

  我們認可這種觀點,故法院在審理有關案件時要避免出賣人對標的物使用費進行重復主張。此外,如買受人在占有標的物期間除使用該標的物外,還造成了標的物的毀損(此指非因正常使用造成的損耗),則出賣人除可向買受人主張使用費,亦可要求買受人賠償損失,此乃合同解除、買賣雙方當事人原法律關系恢復原狀的應有之意,故不再贅述。

  案例解讀

  【案情】

  2007年5月16日,李某與巴中市西城市場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西城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協議》,約定的主要內容是:(1)李某購買西城公司開發的門市,面積48.12平方米,價款26萬元;(2)李某應于合同簽訂之日,支付商品房總價款80.76%的首付款,計21萬元,交付鑰匙時支付45000元,余下5000元在交付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權證時一次性付清。

  2008年1月5日,李某交購房款30000元。2009年4月23日,雙方因交房發生糾紛。2010年8月31日,李某入住訴爭之房。2010年9月2日,西城公司向李某發送《限期搬遷告知書》表示,李某未按協議支付購房款,買賣協議不再履行,要求李某兩日內主動搬離所侵占的門市。后西城公司收回了訴爭之房。2011年5月6日,西城公司又向李某送達了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的通知。2011年4月5日,西城公司將訴爭之房賣給王某,并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王某按照合同約定支付了房款30萬元。同年10月31日,巴中市房地產交易中心對該《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了備案登記。西城公司將訴爭門市交付給王某,現該門市由王某使用和管理。2011年4月13日,李某起訴至巴中市巴州區人民法院,請求判令西城公司向其交付所購買的房屋;賠償房屋使用費9萬元;支付違約金52000元。

  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

  雙方所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協議》應為分期付款合同。李某未付到期價款的金額明顯超過全部價款金額的五分之一。根據《合同法》第167條的規定,西城公司依法享有解除權。二審法院同時認為,《合同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并未明確規定分期買賣合同必須要將標的實際交由買受人,故李某上訴稱訴爭之房至今未交付不符合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主張,不予支持。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合同法》第167條及《買賣合同解釋》第38條的規定,雖然沒有明確“交付標的物”為“分期付款合同”的要件,但從條文中規定的“出賣人可以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可以向買受人要求支付該標的物的使用費”等內容,應該理解為,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應是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普遍性、隱含性要求,只有在將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的情形下,出賣人才面臨較大的交易風險,法律才賦予出賣人“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或者解除合同”的權利,以保障出賣人利益。故不能僅憑合同約定的“分三次以上支付價款”就當然地認定該合同為“分期付款合同”。本案中,西城公司與李某雖在合同中約定的付款方式上做出多次付款的約定,但僅僅是房屋交易中的一種普遍性約定,且作為標的物的房屋一直未交付,西城公司并不存在交易風險,所以本案《商品房買賣協議》不應認定為分期付款合同。李某再審主張的“《商品房買賣協議》不是分期付款合同”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一、二審法院認定該協議為分期付款合同,系適用法律錯誤,本院依法予以糾正。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李某在履行《商品房買賣協議》過程中,并未有《合同法》第94條規定的情形,且本案不屬分期付款合同,故西城公司關于“解除合同”的主張不符合法定的解除條件。法院判決,巴中市西城市場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向李某支付違約金52000元;

  某與巴中市西城市場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王某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4)川民提字第554號民事判決書。

  【評析】

  對《民法典》第634條第1款的表述,不能僅從字面意思進行理解,而要結合立法目的等對該款進行限縮解釋。雖當事人在買賣合同中的約定符合分期付款的形式要件,但是立法者之所以在分期付款買賣中賦予出賣人以選擇權并對出賣人行使選擇權做出必要限制,其根源在于出賣人尚未獲得全部價款即交付標的物、而買受人僅在支付部分價款或根本未支付任何價款即取得對標的物的占有和使用,此種商品讓渡與價款實現之間存在的時間差,為法律賦予出賣人在特定條件下享有的選擇權進行了正當化證成。如果出賣人尚未移轉標的物的占用,則其獲得價金不能的風險,不應交由有關“分期付款買賣”的法律規范來規制,一、二審法院也不能支持西城公司依據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來主張解除其與李某的買賣合同。另外,本案還涉及一個學術界一直存有爭議的問題,即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標的物可否為不動產,抑或僅能局限于動產。王利明等教授認為,如果分期付款買賣的標的物為不動產亦無不可。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152頁。

  但亦不乏觀點認為對于不動產,如房屋,完全可以通過《物權法》預告登記等制度來平衡買賣雙方的利益,無須輔之以分期付款合同條款加以規制,且域外法如德國將分期付款買賣的標的限定于動產、承攬或服務,已經廢止的《德國分期付款法》更是直接規定法律適用范圍限制于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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